简评科斯对中国十大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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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里朋友微信转发科斯对中国十大忠告，读来我怀疑不是科斯老人家写的，又百度不出造假的证据，可能是有人编辑加工的吧。不管真假，从张五常经济学的角度如何分析呢？科斯研究产权、公司，但是对交易费用理解不透彻，就算真是他说的，也问题多多。这些问题，李俊慧老师论述得比较多，遂将李老师的观点转述给朋友。少部分是我的发挥。如下：

      国企问题，张教授的建议是可以不私有，但是要放到股市上让市场自由买卖，经营不好时会有人把股价沽得七零八落，以此来间接约束经营者。李老师讲集权优于民主，集权制度也有其成本，国企姓“国”、经营效率不高不妨理解为制度成本的一项。

      土地问题，国家拥有所有权，垄断一级开发，是最有效率的开发方式，这和地役权有关，也是张教授总结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要一环。土地财政也比税收模式效率高。

      教育问题，西方的大学教育搞得好，中国的中学教育搞得好。义务教育是很坏的办法，对教育者失去了激励，教育质量会越来越低，西方的快乐教育、素质教育、培养想象力等都是推卸责任、潦草应付的借口。义务、免费，是价格管制，该收钱不收钱，与医疗体制的问题是一样的。

       计划生育当然是错的，更大的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不但社保本身是庞氏骗局难以为继，社保还使得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逐渐被淘汰，不生或少生孩子成为人们的首选，这样下去人类会灭亡的。

      “边缘革命”的说法不准确，市场经济发挥作用，前提是私有产权的保护和约束到位，这要靠政府的强制力，一点儿也不边缘。

      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这完全正确，全世界都要如此，欧美经济衰退，以及当下中国经济的困难，和黑板经济学如博弈论等泛滥有很大关系。科斯一直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很失望，所以才强调“中国经济学者”。

      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不对，法律要靠人制定和执行，法治归根结底是人治，在错误的经济学指导下，政府制定了很多错误的法律，如新劳动法、反垄断法，都需要明智的领导人来废除它们。西方的法律越来越繁琐，受益的是律师，老百姓打官司难，远不如包公断案成本低，西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缺乏思想市场，诚然，不过西方也一样，西方的社会科学还处于中国春秋战国的水平，中国三千年社会经验的精华，不要被西方的幼稚的社会学科给掩盖了。社会科学方面，我个人的总结是中国的三个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中央集权制度、市场经济道路、张五常理论。

      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对的，民主陷阱难以自拔，人类的未来更多地系于中国身上。

      附：科斯对中国十大忠告

     一、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问：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在中国，教育和税收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

　　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开错了药方，需要反思

　　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六、“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令人瞩目的市场转型。然而，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称之为的“边缘革命”，将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带回中国。

　　饥荒中的农民发明了承包制；乡镇企业引进了农村工业化；个体户打开了城市私营经济之门；经济特区吸纳外商直接投资，开启劳动力市场。与国有企业相比，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边缘力量”。

　　七、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我相信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分工，研究分工就必须考察真实世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呼吁我的同行们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不过没有什么效果，我的同行们似乎不大愿意听我的劝告。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

　　八、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九、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

　　“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我收到过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经常被问的是，“科斯教授，为什么没有中国科学家被授予诺贝尔奖？”对此，我真的无法回答。

　　中国已故的物理学家钱学森也许提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在与温家宝总理会面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在1949年后没有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帮我回答了中国读者向我提出的问题。而就钱先生的问题，我却有个答案，那是因为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

　　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就这一方面来说，压制思想市场会遭致更坏的结果。

　　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

　　“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自由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

　　十、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

　　我是一个出生于1910年的老人，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事情，深知中国前途远大，深知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人类的奋斗！中国的经验对全人类非常重要！

　　“我今年98岁，垂垂老矣，不知道还能够活多久，随时都可能离你们而去。希望在你们，希望在中国。我相信你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