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家族系列：曾国藩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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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并不讳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气，他在家书中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乱世须用重典”。他在长沙审案局时赢得了“曾剃头”的名声——4个月里杀了230多个所谓“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战争的酷烈还在后头。
                                                                    曾国藩像

                                                                        曾纪泽

                                                                     中国首批留美幼童

                                                                         总督飞虎旗

京城做官12年，曾国藩是琉璃厂旧书肆的淘书客。10多年军营生涯，曾国藩一直没有放下经史子集。他在道光年间得邓显鹤、唐鉴、欧阳兆熊的引导，醉心研读王夫之的著作，咸同之际在长沙传忠书局大规模刊刻《船山遗书》，使得这部藏于四库馆130年的文稿，终在世间传播，并且深深影响了整个湘军集团。

78岁的钟叔河先生在他位于长沙某小区廿层的“念楼”，向记者忆起少年时与曾国藩的“初识”。那是解放前，第一次在表哥的中学课本上读到曾国藩为湘军所作的《爱民歌》，“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钟老笑着说：“这不就是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另有《得胜歌》 ：“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

曾国藩并不讳言自己身上的血腥气，他在家书中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乱世须用重典”。他在长沙审案局时赢得了“曾剃头”的名声——4个月里杀了230多个所谓“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战争的酷烈还在后头。

1860年9月中旬，戈登(英国人，1860年9月随远征军到中国，10月参与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抢掠焚毁圆明园。1863年3月接替美国白齐文统领“常胜军”，协助湘军、淮军围剿太平军，清廷赐其总兵头衔，相当于二品武官)在上海逗留了3天，在那里初次洞悉了中国人打仗的方式并留下“悲惨而强烈的印象”：

当地城墙上悬挂着许多篮子，里面放着攻城时被杀的太平军的首级。那时的中国人认为，如果没有夺到一个敌人的首级，他的胜利会显得美中不足。

1860年12月10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新闻专稿，其中记述了外国记者在广州所见的审判与行刑：

雪亮的钢刀闪过之后，罪犯的头会被刽子手踢到一个角落，而躯体被抛到另一个角落，鲜血同时从两处喷出。我们到来时，已处决了20名凶犯，他们的血在人们的脚下流淌，流成一片可淹至人脚踝深的血坑，血坑里还混杂着死者的头发。据说一天处决300人的情形多的是。

他们还在广州的监狱里遇到一位84岁的老妇，是一位太平天国将领的母亲，4年的牢狱生活和饥饿令她形容憔悴、神智恍惚。

这期间，曾国藩也因战败3次想自杀。其中长沙靖港之战，是他刚任大帅一年多时一次仓促的上阵。当败局已现，曾国藩投水自杀，被幕僚李元度安置在他身边的章寿麟救起。史料载，曾帅当时披头散发，满脸泥沙。左宗棠因此专程到长沙，痛斥他的“虚荣心”。

1864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清军攻破天王府，忠王李秀成束手就擒》：

天王府布置得非常华美，尽管它在南京城陷落的第二天就被烧毁了，但仍留下充分的证据证明它是何等富丽堂皇。天王的玉玺——总共三枚，也都被找到，现落到了曾国藩的手中。其中一枚用纯金打制，约重30磅。

忠王李秀成在离城几英里外被一伙村民抓获，并被洋洋得意的村民带回南京。据说，当忠王判定这队人马无法全部逃脱时，坚持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天王的儿子……年轻的王子逃走了，而忠王束手就擒。忠王现被关押在曾国藩帅部的一个小房间里，严加看守，但未受虐待。他被剃了头，但未上镣铐。……他正在撰写自传，同时等待北京的裁决……

1944年春的一个阴雨天，两乘轿子停在富厚堂前。广西通志馆的吕集义和一位照相师下轿，与曾约农(曾国藩曾孙)见面。他们是征得同意，带着北京大学影印的九如堂刻本(经曾国藩删改的版本)，来对勘《李秀成自述》亲笔件的。一连两天，富厚堂众兄弟轮番陪护抄写拍照，当晚再将《自述》交回曾约农。吕集义总共抄补了5600多字，并拍摄了15帧照片。1954年，原来也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梁岵庐公布了这15帧照片，取名《忠王李秀成自传真迹》。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李秀成亲供手迹》，据称是曾约农带去台湾的。记者在富厚堂的藏书楼拍下了台湾寄来的影印本复印件。

从1931年拿着日本广智书局刊入的《近世中国秘史》本为《自述》作注解，到1982年终于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史学家罗尔纲为忠王的这份自白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直到今天，关于这几个版本的《自述》与当年忠王写下的到底相去多远还在争议中。

唐浩明曾从曾国藩2000多道存世的奏折中精选了47道给予评点。他认为，曾国藩平生最为重要的一份奏折，是同治三年6月23日奏报攻下南京，生俘李秀成和洪仁达。他将报功隐于平实叙事，不作夸饰，将成就归于皇家，为朝廷歌功颂德，却不露讨好的痕迹。同治四年，曾国藩再次奏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任命，推出僧格林沁，表示不敢与皇亲相比，对剿捻之战已心存厌弃和恐惧。

自从史家范文澜在1947年给曾国藩下了“汉奸刽子手”的定语，曾氏后人没能过上安稳日子。但今天，荷叶镇的老人们用外语一般的双峰话说，他是个文化人，读了很多书，他不是贪官。

洋务之痛

正同太平军血战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国藩同时面对的，是挟《天津条约》北上的西方人。当他接到中国同英、法、美三国签订的和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以“五胡乱华”相比拟。

1860年10月8日星期一，戈登参观了被法军占领的圆明园(10天后被焚烧)，他记道：

你很难想象这座园林如何壮观，也无法设想法军将这个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皇帝龙座所在的宫殿一律镶着雕塑精巧的乌木。殿上陈设着各式各样的大镜子、钟表和装着木偶的八音盒，还有形形色色精美的瓷器、堆积如山的五彩丝绸与刺绣。这里的豪华与文明的气象完全与你在温莎宫所见的一模一样。……而法国人却以狂暴无比的手段把这一切摧毁了……他们用无数大车运走了大批丝绸，可还留下不少。他们还劫去了大量御藏的书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布鲁斯的最后通牒以及清皇帝不愿接见夷人的诏谕；此外还有一部御藏的记载二千年事迹的中国史。

曾国藩的内心，是鄙夷、憎恶“奉洋若神”的，当买办起家的杨坊被打，他在信中说“足使挟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称心而快意。然而，“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这样的胁迫，让士大夫在仓皇之中不得不产生紧迫感，由此催生出近代中国的一个关键词——“自强”。

已故历史学家陈旭麓提出过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说”，他的弟子杨国强教授则将这种新旧的撕裂和嬗递阐释得更为深彻——

1840年前后，林则徐和魏源已见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1843年，魏源完成了带有操作性意见的《海国图志》初稿50卷。但直到20年后圆明园一把大火燃尽，大清国人才重新看到这个题目。咸丰十年岁末，曾国藩在一道奏折中说“将来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次年，他附和奕向洋人买船炮、用来剿洗太平军之议。“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他在家书中的心里话道出了真正的威胁不是太平军，而是西方列强。当他在书札中写下“海国环伺”四字时，应该已经意识到这是二十四史里从未出现过的大危机。

湘军攻陷安庆第二年，曾国藩就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

1862年2月19日，安庆城下停泊了一艘待售的洋船。曾国藩带着李鸿章登上洋轮，仔细察看，盛赞其“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决心制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委派幕府中精于制器的徐寿和数学家李善兰去实现这一伟业。1862年3月，他们造出了轮船发动机。1864年1月，中国第一艘火轮船制造完毕，尽管长不过3丈、时速不过30华里，却是本国自造的最先进轮船。

稍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精通西学的幕僚容闳奉命出洋采办机器，从美国购得百余种机器，位于上海虹口的“江南制造总局”渐渐有了规模。很快，曾国藩又在城南高昌庙购地70多亩，建造了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铸铜铁厂、火箭厂等，江南制造总局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火轮，船体长18.5丈，顺水时速120华里。曾国藩以“恬吉”为之命名，向慈禧汇报说，“恬吉”号“坚致灵便，可以远涉重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

仿造洋器的过程让人看到“夷智”的精妙并不仅仅在于器物，于是又有了送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的举措——是洋务经验奠定了他采纳容闳教育计划的思想基础。但在清朝这样一个依祖法旧例办事的王朝，一桩没有先例的大事要获得通过，相当艰难。1872年2月27日，他第5次就“派遣留学生一事”上奏朝廷，获得了恩准。14天后，他死了。

他在给次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予生平有三耻，……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后来三子曾纪鸿精研数学，著有《环率考真图解》、《对数详解》、《粟布演草》等，可惜33岁就过世了。如今，这些专论静静躺在富厚堂藏书楼架上的6册《白芙堂算学丛书》里。

杨国强教授说，曾国藩是一个识时务者，但又背负着几千年历史的沉积。在今日统称“洋务派”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师法西洋新文化的人，心中又眷恋着旧文化。他第一次看到西洋千里镜，惊羡之余，联想到的是如何“超凡入圣”的进德之功。一面开风气之先，一面又恪守着士大夫的传统情感，这种矛盾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1872年他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话：“内人病日危笃，儿辈请洋人诊视，心甚非之而姑听之。”

但岌岌可危的大清国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所能挽救，也不是夷人之长技所能挽救。1894年12月13日的《伦敦每日新闻》报道过清廷深入骨髓的腐败和列强的恣肆：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大量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公司引诱或贿赂他们，再老掉牙的枪支或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一次，有一家商号以每支3两白银的价钱为大清政府买进一批数量巨大、几近报废的毛瑟枪，指望清政府能支付每支80两白银，结果他们只得到了每支9两白银。看看这些枪是什么货色吧：外观上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托盘根本没有加工好，枪口也锉得十分粗糙，螺丝上得敷衍了事，有些螺帽都掉了，以致连接处都松开了。

而此前，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无不中饱私囊。记者在曾国荃的大夫第遇到土改时搬进来的刘老伯，他听上辈人讲过，曾国荃攻下南京后，往老家运东西的船队在湘江上走了一个月，“把国库搬回来了”。而民间称李鸿章为“李合肥，真的肥”，据说李家当年在合肥城里拥有一条街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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